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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新闻电视娄山新闻网

作者: 售后服务  发布:2020-02-13

  

  News = 消息,Feature =特写,Investigative Reporting = 调查性新闻报道, In-depth Report = 深入报道……以比较新闻学的眼光观察,在新闻写作的形式方面,西方拥有的新闻样式大都能在中国找到一致或近似的样式,具有某种普世性。然而,有一种报道形式在当代西方是找不到的,那就是典型报道,它是前苏联特别是中国新闻业独有的景观,不具普适性。换句话说,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新闻最重要的特征,是横亘于中西报道形式之间的分水岭。

  有关典型报道的讨论自80年代末期的热潮之后一直处于低谷,然而,近来的研究表明,对典型报道的认识和诠释远远没有到位。

  本章试图从典型报道的概念、本质、特点、历史演进方面来诠释这种报道形式,从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典型报道为什么在西方新闻报道中遭到缺失?本章试图建立这样一个观点,典型报道的存在与缺失是中西新闻报道形式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特征,其后有着深层的文化和政治底蕴。[1]

  长期以来令学界困惑不解的现象是:尽管典型报道在划分中西报道形式方面的意义如此重大,但它似乎没有引起西方研究中国传媒学者的足够重视。80年代研究中国、西方和第三世界传媒和报道的重要著作马登的《媒介比较研究》、迈瑞尔的《世界新闻大观》、李金诠专门研究中国传媒的著作《政治和新闻的内部斗争》、《媒介中国,中国媒介》等[2]对中国传媒的很多特点都做了种种描述和探讨,其中包括客观报道、宣传等问题,却独对典型报道视而不见。造成漠视的原因很可能是西方学者没有将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新闻的样式摄入研究的视野,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典型报道属于新闻的范畴。

  相对来说,国内新闻学者对典型报道的研究探讨一直是比较活跃的。以下的篇目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献:安岗的“论典型报道”(1982年)着重对各时期的先进典型和反动典型作了辩证分析;吴庚振的“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1986年)对典型的基本特性、典型报道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搞好典型报道等都做了论述;陈力丹的“典型报道之我见”(1987年)发掘了典型报道的沿革和历史,提出典型报道这种宣传方式与当时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余小萄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对典型的选择和典型的报道问题作了阐述;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1988年),对典型报道的几种观点作了概述,同时也从全面衡量了典型报道的历史功绩和种种弊端;时统宇“关于典型报道的各种观点”(1989年),针对陈力丹 “要淡化典型报道的观念” 这一观点,对各种意见进行了归纳总结;李良荣的“树立典型”(1989年)从宣传的角度谈了树立典型的方法;刘建明的“典型报道”(1999年)则对新闻典型共性与个性作了辩析,他还强调了新闻的时代性。吴廷俊、顾建明的“典型报道理论与思想新闻思想”(2001年)[3] 认为典型报道理论是新闻思想的一部分,是新闻思想的突出特征。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上述文献都没有将典型报道放在一个国际传媒舞台上来研究,所以对典型报道的科学定位仍然有诸多地方需要补足。在典型报道生长繁衍的地方讨论这种单一的现象,学者看到的大都是存在的合理性;不过,对它的全方位观照则需要具有一种更宽广的比较视野。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家喻户晓、风靡一时的典型报道发源于西方,它在欧洲曾有一个短促的成活期,然后很快就让位于而后崛起的社会主义苏联。

  在典型报道之前出现的概念当然是“典型”—— 一种艺术和美学的古希腊术语。希腊文中的“典型”是Tupos,其原义为铸造用的模子,与Idea(模子、原型)同义,由此派生出 Ideal(理想)之义。典型即“最接近理想之型的具体之型”。[4] 一些美学家认为,从辞源学角度看,典型与理想、模范的含义都很接近。在西方文艺理论中,典型和理想两个词常常被互相换用。[5]

  西方的典型 (Type)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在当时的绘画中,有人按现实的样子画,有人按理想的样子画,亚里士多德认为,“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可取……画家所画人物应比原来的更美。” 又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写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描写可能发生的事。”[6] 亚氏的论断是西方最早关于典型思想的论断之一。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只是萌发了典型的思想但没有直接使用“典型”一词。到了18、19世纪之后,典型作为一种美学概念才开始流行。其中著名的代表是莱辛、巴尔扎克、博马舍、雪莱、雨果、别林斯基等。我们来看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

  “‘典型”这个概念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7]

  根据美学家陆学明的研究,中国在古代时期也有“典型”的用法,比如《诗 大雅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型”是相通的。阮元《经籍篡诂》释典:“典,常也” 《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型,铸器之法也”。段玉裁注:“以木为之曰模,以竹曰范,以土曰型,引申为典型。在中国古汉语中,典型或典刑主要指规范、模型等恒常模式,与希腊文中的Tupos很接近,但还不是在文艺学和美学的意义上使用的。[8] 在中国,真正在美学意义使用“典型”概念的是鲁迅(见其1921年写就的《译了〈工人绥惠列夫〉之后》,然后有成仿吾、瞿秋白、胡风、周扬等。[9] 只是在近代时,西方的“典型”才和中国的“典型”的含义达到基本一致。

  中国古代比较接近“典型”意蕴的也许还有“意境”这个词。当然,若深究起来,“典型”和“意境”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但它们的确都有“理想”的含义。

  那么,文学典型和新闻典型有什么区别呢?一般认为,新闻典型由于具有宣传性和新闻性,因此它主要在这两大方面与文学典型相区别。吴庚振教授试图从下列5个方面对这两个概念进行鉴别:

  1.文学典型一般是虚构的,新闻典型必须是线.文学典型指的是典型人物形象,新闻典型既包括人物,也包括典型事件、典型经验。

  根据学者陈力丹的研究,典型报道的概念发源于19世纪初各派社会主义。当年那些的创始人相信,只要人们理解了他们的未来社会的设想,就会去追求。当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主义者创办了一批包括合作社、新型工厂、幼儿园和移民区。各派社会主义的报刊对此做了大量报道,报道这些实验点的经验,于是典型报道的观念应运而生,在十九世纪二十——四十年代,典型报道成为社会主义报刊的主要内容之一。后来,这些早期的实验都失败了。《宣言》中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一些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陈力丹认为,早期者树立的典型和典型报道之所以昙花一现是因为他们过分迷信榜样的力量,把不适合社会发展阶段和人民认识水平的典型强加于社会和人民。[11]

  根据典型即“最接近理想之型的具体之型”的原义,可知典型包含着“完美的模型”之义。英雄模范、先进集体的确是某些人们的理想之化身。他们比一般人要高、要伟大、要完美,因而具有激励的意义。在文学上,恩格斯提倡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的后继领袖列宁则是崇尚和大力提倡典型报道的。十月革命以后,他特别注重用榜样的力量来唤起民众。他号召:“让那些向全国人民介绍少数先进的国家劳动公社的模范实际的报刊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 采取了这个办法,我们就能够做到而且应当做到,使模范首先成为道义上的榜样,然后成为在新的苏维埃俄国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榜样。” [12]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我们报纸的性质》、《怎样组织竞赛?》、《伟大的创举》、《生产宣传提纲》等文章中均可见到列宁提倡典型报道的精神。[13] 他指出,报刊从资本主义到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14] 他认为要通过榜样的力量来指导工作。“不要怕揭露错误和无能;要广泛介绍并大力宣扬任何一个表现稍为突出的工作人员,把他树立为榜样。”[15] “在报道优胜者事迹时,不仅要树立先进人物的光荣感,而且要用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去武装所有的人,以先进促后进,共同提高,做到经济宣传和政治思想教育的结合。”在列宁的提倡下,苏联树立起“模范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等典型,[16] 共青团员和员都起而响应, 也激起了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巨大热情。

  苏维埃新闻媒体忠实执行了列宁的指示。斯大林倡导的“斯达汉诺夫”运动、[17] 二次大战中苏联报刊广为宣传的英雄人物马特洛索夫、卓娅、古利亚等都是苏共中央树立的著名的典型人物。

  典型报道不光在列宁时期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之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以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推广先进经验、揭露竞赛不足的形式,唤起了劳动群众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达到了生产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的效果。

  在“苏共”十九大上,党的总书记马林科夫在政治报告中对典型问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典型问题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问题”。[18] 于是,创造典型,教育人民成了全党全国的一个政治任务。[19]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改革和苏联社会的巨变,典型报道、娄山新闻网正面报道、宣传在苏联全面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新闻观念的复兴。[20]

  大部分学者都同意,中国的典型报道起于20世纪40年代。然而,在中国典型报道的历史渊源问题上,理论界大抵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典型报道是师承列宁的“典型宣传”,其源头在于早期空想者的“典型示范”,中国的典型报道是对上述传统的继承。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陈力丹,代表作就是他的“典型报道之我见”(1987)。另一种看法认为,典型报道的理论并非来源于苏联列宁的“典型”宣传的主张,而是的典型思想方法在新闻理论中的直接运用。“正是在思想的指导与鼓励下,我党的新闻工作者才创造了典型报道,并使它走向繁荣”。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吴廷俊和顾建明(2001)。[21]

  吴廷俊、顾建明认为,的典型思想方法是他认识世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总结出的并且经常运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它的发端是典型调查实践。在新民学会时期,在大革命时期,在井冈山时期对农民、在对农村的典型调查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典型思想方法和典型工作方法,而以的党报理论为指针的党的新闻工作必然把典型思想方法用于新闻宣传。于是就出现了典型报道,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就是一个例子。吴廷俊和顾建明认为:

  (的)典型报道的要诀在于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典型,解剖麻雀,运用典型,指导面上的工作。这种对典型的完整运用,即不同于早期的“典型示范” 也有别于列宁倡导的上“红榜”与上“黑榜”的“典型宣传”。“典型示范”和“典型宣传”虽然也重视榜样的作用,但与典型报道相比,缺少了典型调查这个认识环节,与我国的典型报道并不一路。

  结论是:“我国的典型报道的理论并不是引借于苏联列宁,它是的典型思想方法运用于新闻领域而直接构成的,它是在新闻工作上的一个创造,是思想的重要内容”。[22]

  以上理论肯定了典型思想的特色,但断然否定了早期的“典型示范”和列宁的典型宣传中的调查因素,同时否认了中国典型报道对上述两个源头的继承。然而事实上,任何发展的事物都不是简单的重复,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既然典型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既然典型报道的概念已经在前人的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和明确提倡,从逻辑发展和历史事实来看,的典型报道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具有承继性应是没有疑义的。但对两个源头究竟继承了多少,以及继承了其中的何种成分则需要做进一步诠释。问题是:难道这种精微的证明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思想当然是独特的思想,但谁会否认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延伸呢?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被认为是中国首篇典型报道。它是在的鼓励下发出的。 在此篇报道前后的延安整风期间, 曾发表多次讲话,从这些文件中,当可以看出典型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继承的鲜明痕迹。

  1942 年2月1日,在中国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以《整顿党的作风》为题发表演说,其中主要讲的就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继承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2月8日,又发表《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其中多次提到《苏联(布)历史简要读本》,讲到列宁如何在彼得堡做宣传的情景,还讲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在讲话中这样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而这段话中就闪耀着典型报道的光辉:

  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23]

  还提到了鲁迅的创作方法,而鲁迅则是公认的将苏联的典型理论带到中国来的先锋。他在1921年4月写就的《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使用了“典型”和“典型人物”的概念,据研究,在近代中国这还是首次。[24]

  1942 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不断引用了列宁的观点,他说:“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经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毛还提到对古代和外国文艺的继承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们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25] 他还提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甚至提到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而典型问题则是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当然,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对典型理论著名的论断:

  ……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有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种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完成。[26]

  尽管文艺的典型理论和新闻报道的典型理论之间有很大区别,但二者还是有密切联系的:后者脱胎于前者,是前者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投射。的这段话,可以看到他对西方典型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娄山新闻网恩格斯、列宁精神的继承。一个真实的逻辑关系是:的典型理论思想毫无疑问地“引借于苏联列宁”(尽管他对此理论也有中国化的创造),而苏联列宁的理论一定和空想的理论有联系。

  说到调查,难道早期的报刊对“典型示范”的报道不要调查吗?难道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典型报道不要调查吗?著名的“客里空”不就讲的是调查的重要作用吗?而作为一个人所共知的泛概念,对调查分出细密的等级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

  在本章中,要紧的是通晓典型报道的源和流,至于其中哪个部分姓马、姓列、姓毛并不重要。无论如何,1942年4月,在的倡导下,《解放日报》把吴满有多开荒、多打粮的消息登上了头版头条,普通劳动者的事迹登上如此显要的位置,在中国报刊史上还是一个先例。1943年,大生产运动兴起,该报大力宣传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宣传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典型,发表此类消息和通讯3000多篇。[27] 这应算是掀起了中国典型报道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和尔后迅速涌现出的重要典型包括:赵占魁、刘建章、南泥湾大生产、南区合作社、“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王克勤等。

  建国以后典型报道更是高潮迭起。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英雄、黄继光、罗盛教等是“保家为国”的典型。1953年,提出要“重视典型报道”,“……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28] 1968年,又提出“典型宜多,综合宜少”,这一方针一直指导着中国的典型报道。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提倡利用典型报道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宣传,报纸“积极支持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一切创举,把先进生产单位、先进生产者的典型经验和重要成就推广到整个建设战线] 于是便推出了鞍钢,王崇伦、郝建秀、耿长锁等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至于后来推出的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挥霍腐化被判处死刑的报道,则配合了“三反”“五反”运动的顺利开展,是反面典型的报道。

  1957年的反斗争,中央及领导者对整个形式的估计错误导致了“”运动,当时整个新闻事业仍按中央指示推出大批高产“卫星”、钢铁“卫星”等虚假典型,为“”运动推波助澜。

  六十年代初期的典型报道已走向成熟,涌现出典型人物报道“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以及“种棉模范吴吉昌”、“舍身救火的向秀丽”等人物典型以及大庆、大寨等先进集体。

  在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的阶段,出现了“小靳庄”、“六厂二校”,“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英雄黄帅” 等典型报道,它们都是因为某种政治目的推出的。为了政治的需要,典型可以随意塑造。大寨一会儿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一会儿是阶级斗争的典型,一会儿是“全面专政的典型“,一会儿又成了“继续革命的典型”。典型报道的政治宣传功能在“文革”时达到了极致。

  十年浩劫之后,针对人们普遍对丧失信心的情况,中央要求树立起大量典型,坚定人们的信仰,于是有了张海迪等的报道;1981年-1983年,配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媒体曾先后宣传了一批如蒋筑英、罗健夫一类的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同时也报道了陈秀云、贝兆汉等爱惜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典型。

  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中典型人物、典型经验和典型问题不断出现,这一时期成为典型报道的成熟期,步鑫生、马胜利、关广梅、鲁冠球等都是这一时期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典型。其中步鑫生这个新闻典型是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之下才提出的。1983年12月, 1984年初,中央领导同志先后两次批示肯定步鑫生的创新精神,指出其是“一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典型”,中指委为此批发了重要按语,浙江省委也有指示精神,于是,步鑫生的名字开始走向全国。[30]

  进入九十年代后,媒体又推出一批人物典型,例如徐洪刚、李素丽、徐虎、邹延龄、孔繁森、李向群等先进人物,对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典型报道不仅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大力发展,而且它始终与政府的方针政策相一致,受到国家的支持。当代中国各时期的典型报道,无不是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推出的,典型报道自始至终都肩负着政治使命。学者陈力丹认为,“这种宣传方式适应当时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环境”,“典型报道观念是文明程度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31] 陈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涉及到对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的认识。下面我们会专门讨论到这个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是,典型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报道?它是新闻的一种形式吗?如果是,那么它为什么不像其他报道形式一样具有普适性?它是一种政治宣传吗?如果是,它与新闻又发生着怎样的联系?

  甘惜分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普遍意义,是指代表事物的面要宽,影响要大,包含思想意义、教育意义、借鉴意义,它是成为典型的基础;突出,主要是指同类事物中最先进的事物,以及少数最恶劣的事物。典型报道的强化,有些是根据上级当时的中心工作或受众的反应,由新闻机构着意形成的。”[32]

  刘建明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新闻媒介选择事实、强调新闻事实社会意义的报道方式,多表现为经验新闻、先进人物新闻。典型报道是宣传性报道方式,即为了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才在同类事物中选择典型的事例。” [33]

  汪植培认为“所谓典型报道,是指对一定时期内产生的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惊醒的重点报道”。[34]

  山西日报研究人员认为典型报道有以下几个特点:1.必须有明确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内涵,能够反映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色,社会主义、的光辉思想,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2.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3.必须具有自己的特点,又有较广泛的代表性,确实能起到‘标杆’ 和‘引擎’的作用。[35]

  单独观察以上有关典型报道的定义,可能每一个都不全面,前三条甚至忽视了典型报道的非普世性,即它只能生存于社会主义的环境中。

  典型报道不仅对社会生活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进行报道,而且它是一种强化了的宣传报道。陈力丹在《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中指出:“在我党革命战争的新闻史上,典型报道……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而典型报道一开始就有较强的宣传色彩,而较少或没有新闻性”。[36] 正如陈所说,新闻典型的宣传性要大于新闻性。

  什么是新闻?在中外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的定义虽然多种多样,但大都强调新闻的即时性、胜利新闻电视重要性和反常性,所谓“新闻应是对新近发生的重要事件的报道”。在西方,有流传久远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名言。

  以雷锋、焦裕禄宣传活动为代表的“典型报道”,是党报思想运用于新闻宣传的产物。“典型报道”在党报宣传中的大量运用,其隐含的逻辑前提是: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部分,党报是党的喉舌,是党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党报的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娄山新闻网围绕党的工作,发动群众、胜利新闻电视鼓舞群众、引导和组织群众。

  党报的“典型报道”从战争时代的根据地报纸就开始了,到60年代,伴随着对雷锋、焦裕禄等典型的宣传,党报的“典型报道”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同时也造就了以穆青为代表的一代“名记”。他们满怀激情地宣传“典型”的高大形象,精心地提炼、升华“典型”的精神世界。

  以雷锋、焦裕禄为例,他们既非领袖级的政治家,亦非明星球星公众人物,他们的事迹和他们的死显然不能算作重大事件(也有例外,60年代初推出的典型“大庆”,确实称得上是重大事件,因为大庆油田的诞生是改变一个国家能源状况的大事);同样,关于雷锋、焦裕禄的报道,更算不上是“人咬狗”的新闻,一个员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工作难道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吗?这类事情即便勉强算是新闻,大概也只能算是“狗咬人”的新闻吧。[37]

  刘磊是以西方标准来解析重要性和反常性的,所以在对典型报道的分析方面只能得出消极的结论。

  但是,比照新闻定义中的诸种重要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多数“典型报道”达到了某种程度的重要性(significance)和反常性 (unusual, abnormal) 的标准,当然,这里的重要性和反常性是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标准,而不是西方的标准。雷锋、焦裕禄,大庆大寨对美国人算不得重大,但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在当时条件下,的确是异常重要的。同样,上述人物和事件对西方人无足轻重,亦无正常和反常的意义,但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或是不寻常(unusual)的人,或是不寻常的集体,是高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的,是为反常(ab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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